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努力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在《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5〕9号)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全面把握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新要求新任务 1.准确认识人民法院进一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根本任务。当前，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共识持续扩大，覆盖地区范围不断拓展，“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互联互通更加深入，跨国经济走廊和经贸合作日益深化。法律领域更加广泛，法律关系更加复杂，法律体系更加多样。推动形成更广范围以规则为基础的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共同关切，是新时代人民法院全方位服务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根本任务。 2.始终坚定人民法院进一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指导思想。人民法院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升司法能力，以公正高效的司法服务与保障，坚定维护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 3.正确把握人民法院进一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工作原则。坚持服务大局，增强自觉性主动性，为改革开放提供有针对性、实效性的法治保障。坚持需求导向，完善诉讼程序，加强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大力支持国际仲裁、调解发展，完善新型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不断满足共建“一带一路”主体的纠纷解决需求。坚持弘扬法治，强化程序正义，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利，准确适用国际规则，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努力做完善“一带一路”相关法治规则的参与者、引领者。坚持改革创新，深化司法改革、深化阳光司法、深化智慧法院建设，进一步构建公正高效便捷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机制。坚持绿色原则，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主动将中国环境资源审判融入全球环境治理进程，维护环境利益和环境安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加强与“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司法交流，强化国际司法合作，协调国际司法冲突，发挥智库作用，努力形成共建“一带一路”的法治合力。 二、进一步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全方位服务保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加强刑事司法合作，以零容忍态度打击腐败，共同推动《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的执行，促进阳光合规，携手建设廉洁丝绸之路。与沿线国和地区共建司法反恐机制，遏制恐怖主义蔓延，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一带一路”建设环境。 5.充分保护中外当事人人身权、财产权，综合运用属地、属人、保护性管辖等原则，依法行使司法管辖权，及时制止和救济涉外侵权，依法惩处损害人身权、财产权的犯罪行为，依法妥善审理涉外行政案件，维护当事人合法利益，增强共建“一带一路”主体的安全感。 6.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在国际贸易和边境贸易纠纷中，按照《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的精神，对涉及与我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及合作文件的国家的涉外民商事案件，依法适用有关规则认定合同效力和合同责任，支持商品、资金、技术、人员自由流通，大力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7.依法促进国际物流发展，探索国际海运、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国际公路运输案件的专业化审判机制，正确适用准据法及国际公约，促进完善国际货物多式联运、跨国铁路单证等国际物流规则，努力保障以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的“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互联互通。 8.依法服务金融领域开放，充分发挥金融法院示范作用，鼓励有条件的法院建立专门审判团队，进一步规范和统一涉外金融法律适用，密切关注研究涉“一带一路”建设专项贷款、丝路基金、各类专项投资基金、丝路主题债券、多边融资开发合作、出口信用保险的法律问题，借鉴国际经验高效审理有关案件，支持多边和各国金融机构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投融资。 9.依法支持信息技术发展，关注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及时完善电子商务、区块链、人工智能、5G信息网络建设等领域的司法政策，依法鼓励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带来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创新，提升网络互联互通，促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 10.服务保障创新驱动发展，发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和地方知识产权法院（法庭）窗口作用，贯彻“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高级别会议精神，落实《加强“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领域合作的共同倡议》，高效审理涉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合作研究等案件，严厉打击专利侵权、抢注囤积、攀附仿冒等恶意行为，依法制止各类不正当竞争，营造尊重知识价值和良好创新的知识产权生态体系，推动“一带一路”建成创新之路。 11.依法保护绿色发展，贯彻《“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完善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制止环境侵权，贯彻损害担责原则，推动生态环境修复，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生态保护大数据平台，促进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大力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 三、进一步完善涉“一带一路”案件的法律适用，夯实以规则为基础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12.准确把握外商投资法立法精神，加快制定相关司法解释，严格适用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从严认定合同无效情形，最大限度维护合同效力，保持经济秩序和商业规则的稳定性，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合法利益，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 13.大力弘扬契约精神和诚信原则，根据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规则严格认定欺诈、恶意串通。在涉及项目建设、运营、采购、招投标等涉外民商事案件中，如相关国家的法律对合同效力规定不一致的，应适用确认合同有效的法律，不让守约者吃亏，不使失信者获利，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主体互信互利。 14.完善跨境贸易、投资中环境风险防范与应对机制，加强“一带一路”矿业投资的环境保护示范法研究，共同打击跨境野生动植物犯罪，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跨国环境问题。 15.充分尊重当事人依法选择适用法律的权利，在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准据法时，应立足于请求权基础的识别、冲突规范和连接点的确定，充分说明确定准据法的理由，加强确定准据法的说理。 16.运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支持科研院校、律师团体、行业协会、商会开展共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地区的法律研究和培训，合力建设“一带一路”法律数据库和案例库，及时公布适用外国法的案例，增强规则的透明度，引导当事人了解和遵守相关国家法律，降低防范法律风险。 17.整合域外法查明中心、研究基地等资源，构建统一的域外法查明平台。积极发挥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作用，探索多渠道准确查明适用外国法。 18.积极适用对我国生效的国际条约，尊重国际惯例和国际商事规则，推动形成和完善区域性及全球性商事法律规则。 19.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协调司法管辖权的行使；明确边境地区设立的国际合作中心的法律地位，探索境内经贸合作区的外国法律适用以及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中国法律适用；采取积极举措，便利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的承认和执行。 20.扩大中国法的影响力，多语言公布中国法院裁判的典型案例，为各国法院和仲裁机构正确理解和适用中国法提供基础，增强国际商事主体对中国法律的了解和信任。 四、进一步完善国际商事法庭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国际商事法庭的国际影响力、公信力和吸引力 21.践行公正高效便捷低成本的宗旨，进一步推进国际商事法庭建设，立足中国实际，借鉴各国国际商事法庭经验，广泛听取“一带一路”建设参与方的意见，优化国际商事法庭办案程序和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国际商事法庭的国际影响力、公信力和吸引力。 22.发挥国际商事法庭示范引领作用，指导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国际商事纠纷审判组织，完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充分满足国际商事主体的司法需求。 23.探索建立与域外国际商事法庭的案例交换分享机制、法律适用交流机制、法官培养合作机制，增进对彼此法律制度的了解与信任，减少法律冲突，不断提升准确适用国际商事规则、运用司法审判参与国际商事规则制定的能力。 24.采取推定互惠的司法态度，以点带面不断推动国际商事法庭判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 25.加强国际商事案件审判指导，建立统计报备制度，充分利用国际商事法庭网站，不定期公布典型案例，适时发布白皮书，发挥好案例的规则确定和行为指引作用。 26.强化国际商事法庭的国际宣传和交流，鼓励和吸引国际商事纠纷当事人合意选择国际商事法庭管辖，服务全球国际商事纠纷解决。 27.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在国际商事案件中，允许当事人合意简化或确定诉讼程序，鼓励当事人共同提交域外法，进一步提高国际商事纠纷司法解决的自治性。 28.拓展国际商事法庭“一站式”纠纷解决平台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国际商事调解机构名单，适当引入域外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国际商事调解机构，使更多国际商事纠纷在中国获得高效解决。 29.在国际商事案件中贯彻调解优先原则，当事人同意的，可在任何阶段共同选择国际商事专家委员、国际商事调解机构或国际商事法庭进行调解。   五、进一步加强“一站式”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建设，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方提供优质高效法律服务 30.鼓励边境地区、重要节点城市、核心区域依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探索区域性的双边、多边争端解决合作机制，在边贸地区、合作中心、口岸区域建立联合纠纷解决平台，运用信息化技术和在线纠纷解决机制（ODR），优化送达方式，改革纠纷调处程序，化解涉外案件送达难、耗时长、公证认证慢、对域外法不了解等实际困难，高效低成本地解决国际商事纠纷。 31.完善跨境破产协调机制，探索主要破产程序和主要利益中心地制度的适用，依法保护债权人和投资人权益。 32.支持相关部门完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尊重多边、双边投资协议中的争议解决条款，公正高效解决国际投资争端。 33.加强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建设，扩大专家委员的遴选范围，增加共建“一带一路”的行业代表和发展中国家专家委员人选，进一步提升专家委员的国际性、代表性和权威性。充分发挥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职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法院建立专家委员参与国际商事案件多元化纠纷解决的机制。 34.进一步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域法律服务和纠纷解决中心的建设，支持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等仲裁机构与内地仲裁机构的合作，在国际商事法庭“一站式”纠纷解决平台建设中适当引入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机构，增加香港特别行政区专家委员，不断发挥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共建“一带一路”中的重要作用。 35.支持国内仲裁机构与“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仲裁机构建立联合仲裁机制，探索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企业相互约定在内地特定地点、按照特定仲裁规则、由特定人员对有关争议进行仲裁的模式，支持境外仲裁机构在上海临港新片区设立的分支机构开展仲裁业务。 36.积极发挥侨联、行业协会、商会等民间组织和机构力量，支持建立国际商事纠纷联合调解机制，促进纠纷的简便平和解决。 六、进一步加强组织机制和队伍建设，形成服务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合力 37.健全完善协调指导机制，加强与有关单位和部门的沟通协作，统筹协调人民法院服务保障“一带一路”建设具体工作，完善工作报备制度和交流机制，构建统一的统计信息，及时总结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及时发现解决实践问题，提高服务保障工作的针对性和长效性。 38.建设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国际化、专业化队伍培养机制，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商事法庭、国际组织建立常态交流机制，与高校制定联合培养和教学计划，培养和储备国际法律人才。 39.进一步发挥国际论坛、司法圆桌会议、“一带一路”司法研究中心、环境资源司法研究中心等国际交流和研究平台的作用，积极开展与各国司法界的交流与合作。支持外国法官来华培训研修等项目，邀请共建“一带一路”的法律服务机构、智库来访交流，促进形成多元互动的法律领域交流格局。汇聚各方运用法律规则共建“一带一路”的智慧力量，为创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新国际规则体系提供智力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12月9日  

3月24至26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在今年的论坛上，高质量发展、财税体制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开放新格局等一系列议题广受关注。其中，海内外经济界大咖关心最多的还是“一带一路”及其发展机遇。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愈演愈烈的当下，以互利共赢为基础的“一带一路”倡议显得更加弥足珍贵。在实践中，“一带一路”建设正在成为世界经济新的看点和亮点。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既是许多经济体的短板，又是海内外工商业精英们关注的重点所在。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看来，“一带一路”的倡议就是要用一流的21世纪技术来打造一个现代化的、连通的欧亚。中国在交通、航运、汽车、纳米技术、智能机器人技术等方面制定了目标，而中国在这些领域拥有的技术优势将让“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成功。 “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更好满足已有的需求并催生新的需求，由此形成新动能，推动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并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好发展。”中国电建集团董事长晏志勇说，判断“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商机不仅仅要研究短期经济回报，还应注重研究社会、环境的风险和效益。因此，评级机构和金融机构应该给予更为合适评级，推动这类项目的建设。 中国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主席马时亨表示，打通关键通道、连接关键城市、实施关键项目、加快连点成线、连线成网，这些不仅需要资金支持，更需要后续的运营体系与国际化人才支撑。中国香港拥有开放合作的先发优势，同时也有国际化的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可以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有力支持。 在现代经济中，金融居于重要位置。在“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中，金融支持被很多海内外经济界人士视为重要角色。 法国兴业银行董事长司马吉表示，“一带一路”项目体量非常大，资金消耗能力很强，因此利用全球的金融资源，让全球的金融机构共同参与提供解决方案是十分必要的。司马吉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个非常好的机会，有助于让中国的银行和全球其他的银行共同合作，促进金融企业的全球化。 “‘一带一路’是在我们有生之年可以看到的最大、最好的经济改造项目。它会联系60多个国家，会有几亿的就业机会，对我们的客户也是非常有益的。”英国保诚集团首席执行官麦克·威尔斯预计，“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监管规则会越来越一致，也有更多的政策融合，来自保险机构的资金支持将会对“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王兆星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资金融通作为“一带一路”倡导的“五通”之一，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王兆星说，近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迈出了坚实步伐，也为包括中资银行在内的全球金融机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机遇。中国银行业要继续扩大开放，不断创新产品服务和合作方式，履行好社会责任，管控好各种金融风险。 那么，与会经济界人士如何看待“一带一路”与当今世界经济的关系呢？ 晏志勇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形成新动能”“推动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好发展”等重要使命，因此“一带一路”不是一般意义上一个个项目建设的简单叠加，而是新时代的中国为推动全球化经济更好发展，奉献的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的“中国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带一路”如何扩大共识、造福全球上，海外各界也纷纷支招。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指出，“一带一路”国家的整体经济规模将发展至中国的2—3倍，碳排放量将很可能超标。因此，“一带一路”参与国必须在未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目前，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带了好头，接下来需要支持各国自行制定减排政策，加强环保领域的合作。 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英国年利达律师事务所在论坛上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今后10年里，中国境外投资额可达1.5万亿美元至2.5万亿美元。该报告建议，中国企业在参与海外项目时，应更加注重对合作方、交易结构、交易时机的选择，提供更高的透明度，使外国卖家、监管机构能更好地了解项目本身，从而最终促成共赢。

划重点 ❶  截止2017年末，已经有10家中资银行在26个“一带一路”国家设立了68家一级分支机构。中资银行共参与了“一带一路”建设相关项目2600多个，累计发放贷款超2000亿美元。 ❷  共有来自21个“一带一路”国家的55家银行已经在华设立了机构，银监会已经和32个“一带一路”国家的监管当局签订了监管合作备忘录。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主题为“新时代的中国”的2018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于3月24日在北京召开。中国银行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王兆星在“一带一路”的金融支持分组会上表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资金融通作为“一带一路”倡导的“五通”之一，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而银行业作为资金融通的助力者和践行者，正在积极加快打造“一带一路”的金融服务网络，着力为“一带一路”建设铺路搭桥，保驾护航。 王兆星表示，全球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和参与“一带一路”中来。在各方的携手推进下，“一带一路”建设正逐步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王兆星指出，下一步银行业将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努力和探索。一是要继续扩大开放，增强包容与合作。截止2017年末，已经有10家中资银行在26个“一带一路”国家设立了68家一级分支机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资银行共参与了“一带一路”建设相关项目2600多个，累计发放贷款超过2千多亿美元，主要集中于交通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和装备制造及出口。 “一带一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欢迎符合条件的“一带一路”国家的银行来华设立机构，开展业务，加强合作，共同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截止2017年末，共有来自21个“一带一路”国家的55家银行已经在华设立了机构，近期银监会正在积极稳妥的推进银行业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也宣布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措施，将为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经营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为了加强中国的银行和“一带一路”国家银行的合作，银监会截止到目前已经和32个“一带一路”国家的监管当局签订了监管合作备忘录，这为下一步中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国家银行的合作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好的保障。 二是要不断创新产品服务和合作方式。在积极拓展海外业务的同时，中资银行也在不断加强在产品、服务和合作模式方面的创新，着力满足“一带一路”建设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在产品方面，除提供传统信贷支持外，中资银行积极开展跨境人民币融资业务，发行“一带一路”主题债券，并通过投贷联动等方式开展“一带一路”的项目融资。在合作模式方面，中资商业银行与政治性银行、中资银行与外资同业以及参与多边机构的合作都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 三是要继续履行好、践行好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中资银行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时，也在东道国主动承担和履行社会责任和义务，为促进民心相通做出贡献。例如，部分中资银行积极践行绿色金融理念，探索发展绿色信贷和发行绿色债券，为绿色经济提供重要的金融支持。除大型项目外，中资银行还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国家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民生建设，建立中小企业专项贷款，积极发展和提供普惠金融服务。此外，中资银行提供融资的同时，也注重融智，积极为“一带一路”国家培养和储备本地专业化人才，如发起奖学金项目，举办金融研讨等各种活动。 四是要继续管控好各种金融风险。要坚持和探索政府引导，市场化、商业化运作的模式，管控好各种金融风险，也是为了更好的开放与合作。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国有句话叫做行稳而致远。 最后，王兆星指出，四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也为包括中资银行在内的全球金融机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机遇。“中方愿与包括与外资金融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各个方面加强合作，把握共建‘一带一路’的契机，共享‘一带一路’的成果，为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而不断努力。”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始于中国西汉时期，是古代中国连接外部世界的海陆商业与贸易路线。古丝绸之路最初用于运输从中国出产的丝绸、陶瓷和茶叶等商品，后来源自丝绸之路沿线其他国家的工器产品、文化以及宗教也渐渐沿着这条路线传入中国，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世界之间互相交流的重要平台。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路）的构想。中国开始推动建设新时代的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推出标志着中国对外战略由长期低调被动的角色转变为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一带一路”的实施也标志着中国由融入世界经济逐步转变到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和主动参与改革国际规则。   2017年5月，中国政府在北京主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高峰会议，进一步在区域和全球层面推进新丝绸之路战略实施，和增强其全球影响力。迄今为止，“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获得沿线国家的普遍响应，中国还与许多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谅解备忘录。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货物贸易国之一，也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拥有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生产能力，对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而言，把握“一带一路”带来的发展机遇也就是把握自己的未来。中国规模巨大的消费市场不仅仅为中国自身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支撑，也为地区和世界的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中国经济的发展能够惠及世界。得益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国内居民财富的积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小觑中国市场的消费实力和未来增长潜力。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在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并领先西方，无论是在经济、军事还是文化上。然而在近代，由于推行“闭关锁国”国策和当时统治者“夜郎自大”的心态，中国渐渐落后于经历工业革命洗礼而飞速发展的西方国家，并被逼打开国门，遭受无尽屈辱和奴役。   今天的中国领导层深信中国落后屈辱的那一页已经永远翻了过去，自信中国重返世界之巅的时代已经到来。过去三年多来，中国政府一方面在现有区域与国际合作机制中推广“一带一路”倡议；另一方面，通过外交﹑政治、投资﹑贸易和金融等不同方式全力推进这一宏大倡议的实施。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标志着中国出口与对外投资导向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向西方国家、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三位并重的方向转变。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中企要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打造一批具有高度竞争力的世界级跨国企业。“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中国政府提出的“中企走出去”战略，鼓励与支持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寻找新的市场和投资机遇。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新时代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新的契机。 这本名为《“一带一路”、中国崛起与国际合作》的书是我对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追踪、积累与思考之作。“一带一路”倡议包括对内和对外开放两个方面，二者是互动和互相依存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一带一路”不仅仅是属于中国的，更是属于世界的。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并不亚于中国国内对此课题的关注。因此，分析“一带一路”对地区和世界的影响，需要研究者从国内以及国际比较角度来看待这一倡议。“一带一路”的成功取决于沿线国家的支持和参与。   本书将围绕“‘一带一路’、中国崛起和国际合作”这一主题框架展开，主要探讨和分析以下问题：为什么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它的战略背景、动力和要实现的主要政策目标是什么，中国如何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重启下一轮经济全球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兴多边发展机构将在“一带一路”中扮演何种角色，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改善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有何意义，区域国家和国际社会对于“一带一路”的理解、反应以及主要疑虑是什么，“一带一路”对于区域和丝路沿线国家意味着什么，它将给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带来哪些长远影响。 本书还将通过深入阐述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建设和融资中面临的困境，分析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为地区和国际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目前取得的进展、面临的挑战和制约因素以及发展前景。依据我对“一带一路”的持续追踪、深入田野和访谈调查研究，本书将回答上述核心问题。   尽管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以后国内和国际舆论对此有很多的关注和报道，但是还缺乏从理论研究层面来系统分析和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的著作。与此同时，中国国内自身对于“一带一路”的认识也还处在深化中。就中国推进该倡议实施方面，本书希望给读者提供一个全面和平衡的严肃学术分析。本书既区别于西方社会，也不同于中国国内的分析角度，而是从新加坡“第三者”的角度秉笔直书，期望与所有关注“一带一路”的读者共同探讨这一世纪课题，也希望本书的内容能带给中国读者一些启发。 新加坡地理上扼守马六甲海峡南端，地处东西方的交汇点。自建国起，新加坡一直以“身居亚洲，胸怀世界”的姿态来关注世界的发展变化，并积极融入地区和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成功从第三世界迈入第一世界。   新加坡拥有世界级基础设施，政治清明，政府廉洁高效，社会高度稳定，而且拥有完善的司法体系，加上政策的可预见性、管制的透明性，以及低税率的开放经济体系，吸引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目光。新加坡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也是所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吸引中国投资最多的国家。新加坡占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新加坡对中国的投资，则占到“一带一路”所有国家对中国投资的80%以上。因此，新加坡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中具有无可比拟的特殊地位，尤其新加坡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站点。   2017年5月24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成立20周年的庆祝典礼上，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发表主旨演讲，高度称赞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明确表示：“中国开启了‘一带一路’倡议，并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同各个地区的国家建立联系。新加坡支持这两项倡议，并在一开始就看出这些倡议对推动经济一体化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大有帮助。” 张志贤继续说道：“我相信，中国绝对能够不断自我更新，不断寻求突破，并在区域甚至全世界里扮演更重要的领导角色。”   自2013年起，新加坡就已经成为中国最大外来投资来源国，新加坡也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中国与新加坡是面向未来的全方位合作伙伴。新加坡不仅仅是最早明确支持中国提出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者，也是最早支持中国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国家之一。

近日，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演讲中，对2020年、2035年、2050年三个时间点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展望。他认为，中国经济不管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总体的发展前景是美好的，但是必须做出艰苦的努力，应对各种各样的风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他认为，中国只要在第一个13年保持6%的增长速度，第二个10年保持4%的增长速度，第三个10年保持3%的增长速度，就完全有可能实现2050年的发展目标。谈到2018年的经济，他预计明年中国GDP增速能保持在6.8%，经济发展的亮点是民间自发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回升较大，从今年6%左右回升到8%，甚至更高一点。 李稻葵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欢迎大家参加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论坛。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题目非常重要，也非常的及时，那就是十九大后的中国经济。   我们这一次的研究报告，题目就叫《十九大后的中国经济》，2018年，2035年，2050三个时间点，我们特别关注。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十九大确实是全球瞩目的重大的政治事件，也给中国的百姓勾勒了一个伟大的未来发展的宏图，提出了到2050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若干重要的发展节点。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宏图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过去两天加班加点，不断努力，初步勾勒了这么一个更加具体经济发展方面的大图像。我们研究的时间比较仓促，我们的研究水平有限，请大家多指正。 2020年的目标实现将为2025年稳步迈入发达国家门槛打下坚实基础   首先我想给大家汇报一下2020、2035和2050年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展望。基于最新十九大报告我们做出一个分析和判断，我们认为最有可能的经济前景是按照人均水平来算，按照购买力平价来看，到2020年中国发展水平会接近美国的三分之一，这作为一个大国人均水平是非常不容易。到了2020年，按照世界银行今天定义的高水平国家的门槛，我们还没有达到，但会非常接近了。我们分析到了2025年，我们将稳步迈入世界银行所定义的发达国家的门槛。所以2020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如果2020年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够实现，我们就会为彻底摆脱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是2020年以及2025年我们的展望。   2035年中国稳稳地进入世界发达国家行列将是大概率事件 2035年，根据习总书记的报告，中国将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那么在经济发展层面，我们有什么样的预期呢？经过我们的分析，我们认为最有可能的是到2035年，我们将稳稳地进入世界上发达国家的行列，在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人均发展的水平、我们的富裕程度、百姓期望能过上的美好生活的程度上，在人口超过500万的中大型国家里面，我们将进入30强。这个水平相当于那个时候美国人均发展水平的60%，这个数字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根据我们的分析，如果一个国家发展水平能够达到全世界大国发展的最高水平50%以上，也就是说到美国的50%以上，这个经济体就比较稳定了，也就是说金融危机等重大毛病就找不上你，你的身体就足够强壮了，所以2035年是一个发展的非常重要的节点。 到2050年将迈入世界500万人口以上的最富裕国家的十强行列 2050年，中国将建成社会主义强国，这个经济含义是什么？我们仔细分析，把中国增长目前的潜力、中国发展的潜力都考虑进去，也考虑了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发展的路径，我们认为到2050年，我们的百姓应该能够期待中国将迈入世界上500万人口以上的这些最富裕国家的十强。这里没有包括非常小的一些国家，因为城市型的国家可能有它的独特性，其人均增长水平是非常高的，这些国家跟中国相比没有参考的价值。到了2050年中国人均发展水平将达到美国的70%以上，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所以，2020年、2035年，2050年这一系列的里程碑，特别期待我们去实现，特别值得我们百姓去期待。   大家可能会问了，你描述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经济发展的前景，那么有没有实现的可能呢？我们做了非常仔细的分析，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按照我们2050的发展前景，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十年，实际上第一个是十三年，接下来第二个十年，接下来第三个十年，未来还有33年。只要我们在第一个十三年保持6%增长速度，第二个十年保持4%的增长速度，第三个十年保持3%的增速，就完全有可能实现2050年的发展目标。6%、4%、3%这三个数字都是比较谦虚的、比较留有余地的一个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时代  将摆脱东亚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增长路径 把这个发展路径和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当年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增长路径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所描述的这个路径，比东亚国家增长路径还稍微低了一点。我们分析认为中国从现在开始经济增长进入到了一个新时代，我们可能会逐步摆脱过去的东亚路径，因为我们能够发挥大国优势。东亚国家它是靠出口、靠外资，实现了赶超。中国作为大国有大国优势，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未来增长的路径比这些东亚国家可能还要乐观一点，所以根据这些分析，2050年和2035年的增长前景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未来有四大问题要加以解决 但是这么一个美好的前景，必须要做出艰苦的努力，并不是自动就会实现的。在我们分析看来，有四个重要的问题，必须要加以解决，这也是十九大报告里面专门提到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在解决发展不平衡的过程中，寻求新增长点。把发展不平衡作为增长点，就是解决发展不平衡，把它反过来作为增长点。举一个例子来说，中国经济跨地区之间的发展是相当不平衡的，江苏省是人均GDP最高、人均生活水平最高的省份，而邻居是安徽省，安徽省到目前为止是全国人均发展水平倒数第六。两个省紧挨着，可为什么安徽省比隔壁的江苏省低一倍还多，这显然是不平衡的。如果安徽省能够利用好自己的优势，实现中部崛起，那么它的增长速度就能够提升起来，这恰恰是中国经济一个重要的增长点。事实上过去3、4年，安徽省的增长速度确实是非常高的，合肥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三年前李克强总理专门请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去安徽合肥举行两国总理的对话，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德国领导，我们的经济正在解决不平衡发展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挑战，必须要把发展不平衡转变为增长的动力。 第二个挑战也非常重要，那就是金融风险。看一下世界金融危机的教训，最直接的就是发生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比如拉美路径，拉美国家基本上或早或晚都进入到了金融危机的陷阱，每次发生金融危机经济增长都会倒退十几年，甚至二十多年。所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的金融风险，这是一个重大的要解决的问题，这也是十九大报告里面反复提到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第三个问题就是人口素质问题，包括劳动力的素质问题。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说到底是劳动力与劳动力的竞争，未来科技的发展说到底可能是人跟机器的竞争。如果中国的劳动力素质不继续提高，坦率地讲刚刚我们所描述的这些美好的前景，恐怕都难以实现。当前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中国大量的劳动人口，没有读过高中。尽管我们大学毛入学率超过了40%，但是在一线工作的好多劳动大军，他们没有受过高中阶段的教育，包括给我们送快递、送快餐的。十九大报告里面专门提出了要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这是中国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第四个问题，是一个中国具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们人口在加速老龄化，2035年就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了。我们会不会出现像美国那样18%的GDP用于医疗？那样的包袱我们是背不起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靠家庭养老，如果靠家庭养老，坦率来讲再过20年，这样的会议我们都很难举行了，年轻人会时不时收到家里老人的电话，需要回家照顾老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高效的养老体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这是中国特色，这是中国特有的问题。 2018年经济增速略有下调  但增长质量和经济结构将会发生重大变化 我们报告的第二个部分，预测了2018年的经济形势。我们分析认为明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是十九大胜利闭幕之后，我们实现宏伟目标的第一步。中国人讲第一步非常重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2018年中国经济将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总体的判断，2018年中国经济最有可能基本上保持今年这样中高速的增长速度，我们的预测是今年6.9%，2018年增长速度有一点点的回调，到6.8%。重要的是明年的经济结构，包括增长动力，可能会发生一个比较重要的显著性的改变和改善。 我们分析明年的经济增长形势在消费领域可能是比较平稳的，继续延续今年比较健康的增长态势。今年的消费增长的是非常健康的，比如说汽车的消费，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大家比较担心，但是头三个季度下来，我们发现汽车消费是相当的平稳，尽管去年的销售非常火爆，这并没有影响到今年汽车继续销售的成长。所以消费在明年有望持续今年以及过去几年所延续的良好发展态势。 明年的投资会怎么走，是非常关键的。这个问题上坦率来讲，我们跟同行、跟其它机构的看法可能有一点分歧。我们的分析是2018年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的投资，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略有回落，从今年18-19%，可能会回落到15-16%，因为我们主动调整。十九大之后，我们要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进行调整，增长和投资不会像过去那样过分依赖基础设施的建设。明年的亮点是民间的自发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我们预计会有比较大的回升，从今年6%左右回升到8%，甚至于更高一点。其中的原因，我们也走访了一些地方政府，十九大召开以后，各级政府更加注重扶持新增长点，更加注重民间投资的增速，而不是靠传统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政府对企业已经做出了很多专门的政策、专门的文件，所以十九大后企业家积极性会上升，地方政府扶持企业家，扶持民间投资的力度也会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弥补基础设施建设增速回落留下的空间。   2018年中国房地产将进入新时代  预计房地产投资开发增速将回落至5-6%   投资结构将发生变化 另外，我们还分析，房地产行业从明年开始进入新时代。像过去那样每年9-10%，老百姓担心房价上涨，这个时代可能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投资比较稳定，5-6%的房地产投资开发增速，再加上多渠道的房地产开发的机制，包括部分的地方政府自己开发房地产，面向社会的夹心层和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通过多渠道建房子，通过多渠道保证百姓的住房。这种情况下，我们预计明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会回落到5-6%。 综上所述，我们分析整个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今年略有回落，但是它的增长机制和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过去几年都会更加健康。在此我也特别想强调一点，这一点是引起一些争论和争议的，那就是中国现在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正在发生变化，过去几年由于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基础建设投资，所以过去几年中国支撑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很大程度上是正规的金融渠道的资金，比如说银行、信托、债券市场。从明年开始由于投资的结构会发生变化，会转向民间投资，所以更多的是企业的自留资金和自筹资金，是绕过了金融体系的中介，直接进行投资的。事实上现在民间的，尤其是企业的留利是非常多的，过去一年多企业利润出现了上升，企业的资金和还债的比例在提高。中国经济呆账、坏账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现在已经创造了机会，在微观层面已经逐步理顺、化解。 这就是我们对2018年中国经济总的分析，那就是6.8%，增速略有下调，基本上跟今年6.9%保持一致，但是增长的质量和经济的结构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国际上的三大风险因素 风险因素我们认为主要是来自于国际。国际上的风险因素，我们分析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个是主要发达国家政策层面出现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主要发达国家执政方式，领导人的行事方式变得更加不好预测，我们不知道他们会在国际重大问题上将如何出牌，这是一个重大的危机。第二个危机是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出现了不同步的调整过程，美国、欧洲、日本和英国，有的在收紧，有的在继续的宽松。而国际金融市场面对这些不确定性，没有真正把它纳入到定价的考虑之中。国际金融市场不仅价格非常之高，而且波动性又非常之低。换句话说我们认为国际投资者和国际金融市场可能是骄傲自满了，这种骄傲自满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叫骄兵必败，一旦国际上出现重大的政策调整，或者这种区域地缘政治的波动，可能会在金融市场上产生极其重大的波动，因为事先没有做好准备。第三个风险刚才已经隐含了，就是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这三大风险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2018年我们所必须做好认真准备的三个重要的方面。 总的说来，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不管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总体的发展前景是美好的，但是必须做出艰苦的努力，必须对各种各样的风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做好充分的准备。

文怡导读——周初已经有初步的蚕丝业，难道那时候中国的蚕丝品已经输入了周代？ 以色列人的绣花毯不一定是丝，但原文是dmsk，指的是一种丝织品，说明早在公元前第八世纪即我国周代，已经从中国少量输进了丝织品。另 ，《穆天子传》中看到，周穆王会见西王母，首先赠上“锦组百纯”。其中透露丝织品西传的信息。具体情况请阅读冯并解说丝路文明专栏之二十一。 冯并解说丝路文明专栏 （冯并:经济日报社原总编，国家有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执行副会长，中国经济报刊协会会长，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教授。现为一带一路国际门户网荣誉主席。） 葱岭也就是如今的帕米尔高原。传说里西王母的居处在葱岭之西，相会之处又似在葱岭之东的群玉之山，同青海还有一些距离，但我们也不能认为，西王母国一定是定居的农业方国，她们彼时的生产形态主要是畜牧业，也会四处迁徙无定处。以农业社会的定居形态寻找瑶台和西王母之邦，多少有些荒唐。还有，古代的地理方位，有时以山为定位，更多的是以海特别是“四海”来定位。四海的概念，既有确定性又无确定性，这就造成一定难度。 这条所谓西巡路线，一开始便兜了一个大圈子，确乎使人感到可疑，但合理的解释有二，一是周天子巡游离不开“五服制度”下方国的“接待”，要从彼时的族际关系中筹划巡游路线，入山西走雁门，历来是北上重要通道。二是东周时代，从平王东迁，西部近邻强戎密布，绕道而行或是更好的选择。从鄂尔多斯台地沿河进入积石，向西进入青海，有着更宽视野的前丝路地理路径。穆王的西巡路线应当是同当时游牧部落的分布链条以及西迁路线相一致的。事实上，这条路线虽然绕了些，却是沿山沿河而行，避免同势力强大的犬戎直接冲突，比较好走。 问题还出在昆仑与昆仑的方位上。昆仑有多指，“高山皆得而名之”。因此，有说是河套地区，阴山之上，但更多的是指西昆仑，即《括地志》等所说的酒泉南山。酒泉南山即祁连山与阿尔金山，这里历来有一条后来又称为青藏通道的丝绸之路。但王母所居处，连《穆天子传》也讲不清，一会说是群玉之山，一会又说距群玉之山三千里，于是又有人推断说在锡尔河下游，并说锡尔河便是黑水，周穆王是取道伊犁从天山北道回来的。这倒有些天方夜谭了。 在周初，周与西部如何联系，并不十分清楚。但周部族也是崛起于西部的，因此对西部的了解胜于其它中原部族，周初已有规模化的蚕丝业，蚕丝会不会在那时进入中亚和西亚，同样没有切实的证据，但有学者考证，《旧约·阿摩司书》第三章第十二节有一段话：“……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角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绣花毯不一定是丝，但原文是dmsk，指的是一种丝织或锻面的靠垫，而这个词补上母音为damask，后来就成为叙利亚主要城市大马士革的名称来源，说明这一带的闪人包括以色列人在内，早在公元前第八世纪即我国周代，已经从中国少量输进了丝织品。这种丝织品是怎样进入迦南地区，唯一的合理解释便是途经黑海、里海输入，或者从中亚转手。事实上，人们在尚未认定有事实依据的《穆天子传》中看到，周穆王会见西王母，首先赠上“锦组百纯”。其中透露丝织品西传的信息。 《穆天子传》虽然无法考证其真伪，但它传递的信息可以得知丝织品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西传。根据传说如今的帕米尔高原是西王母的当时居住的地域，穆天子的西巡路线应该很当时游牧部落的分布链条和西迁路线相一致。周初已经有初步的蚕丝业，说明那时候已经有中国的蚕丝品输入了周代。 昆明玉龙湾项目联系人： 中国昆明 Du Yuzhou（杜宇舟） 电话：+86 18608711022 电邮： duyuzhou@ymc.com.cn 新加坡 Yvonne lee (李宜婷) 电话：+65 98807256 电邮：Yvonne.lee@lakeview.com.sg  

文怡导读——是谁有意无意地拉开了丝路贸易的序幕。 历史上的民族和部族迁徙，从商业上，尤其从气候变化上引起动因 。公元前十世纪丝绸之路的开通以汉代北方气候相对温暖，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丝路贸易节点的北移。至于气候变化引起怎样的迁徙，请阅读冯并解说丝绸之路文明专栏之十二内容，详尽告知。 冯并解说丝路文明专栏 （冯并:经济日报社原总编，国家有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执行副会长，中国经济报刊协会会长，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教授。现为一带一路国际门户网荣誉主席。） 当然这不是说，丝绸之路在这时就完全开通了。在希罗多德的时代，东西方的贸易链条似隐似现，转手贸易的链条次序决定着草原部族的地理位序，但时间一久，新的变化也就开始出现了。 在公元前10世纪，东方刚刚完成商周政权的交替，西方的古希腊尚在繁荣的后期，亚洲北方草原民族还在养精蓄锐，一时间并没有出现牵动东西方的大事件发生，但在前5世纪中亚的十字路口上，新的一轮迁徙浪潮开始渐次发生。这就是汉初乌孙和月氏西走，有意无意地拉开了丝路贸易的序幕。西去的乌孙和月氏充当了中国与中亚、西亚诸国贸易“二传手”。那时的大月氏其实已经从游牧开始向商业转型。 对于历史上的民族和部族迁徙，当然不能只从商业上去考察动因。在一般情况下，气候变化引起的环境变化也是重要因素。在历史上，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所处的北温带，气温变化周期不断交替，对农耕经济有打击，对游牧经济更具毁灭性，但有时也会发生相反的效应。以秦汉时代为例，由于气温升高，现在的长城一线，适于农耕的区域可以北移200多公里。《史记.乐毅列传》中说，“蓟丘之植植于汝篁”，也就是说，当时的燕山山区可以广种竹子，山东半岛就更不在话下了。现在，太行山南麓还有大片毛竹林，是小气候形成的，在那时，不仅关中有竹子，河南全境有竹子，并由此造成后世“竹林七贤”的佳话。鄂尔多斯的北部也有竹林。秦汉在鄂尔多斯高原置有朔方郡，是因为那里可以屯垦种地。在现今的乌兰布和沙漠深处曾经置有六个县，说明汉代北方的气候相对温暖，西北的生态并没有后来那般恶化，这自然也有利于丝路贸易重要节点的北移。 公元前十世纪丝绸之路的开通状况 历史上的民族和部族迁徙，西去的乌孙和月氏充当了中国与中亚、西亚诸国贸易的“二传手”，有些时候不光是因为经济贸易的原因，气候变化也是引起迁徙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汉代北方气候相对温暖，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丝路贸易节点的北移。 昆明玉龙湾项目联系人： 中国昆明 Du Yuzhou（杜宇舟） 电话：+86 18608711022 电邮： duyuzhou@ymc.com.cn 新加坡 Yvonne lee (李宜婷) 电话：+65 98807256 电邮：Yvonne.lee@lakeview.com.sg

6月1日至2日，第八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在澳门举行。在短短的两天时间里，本届论坛共举办了43场专题活动，组织了220多场商务会谈，促成和见证了加纳特马-阿夫劳160公里道路项目、牙买加蒙特哥贝绕城路、安哥拉卡布莱杜旅游园区综合项目等34家单位签署的24份商务合同、框架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总金额达128.7亿美元。 “本届论坛共吸引了63个国家和地区的逾1700人参会，其中包括57位部长级嘉宾，世界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32家国际金融机构高管，以及国际承包商协会、产业链服务供应商等630多家企业代表，论坛规模和层次均创历史新高，签约单位、项目数量及签约金额均创历史新高。”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会长房秋晨在第八届国际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高峰论坛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些部长通过发言、对话会、国别项目推介和会见会谈等形式，深入地与国际基建业界各方沟通交流，分享发展观点，推介本国规划，不仅增强了相互间的互信，促进了政策沟通，也使得一些国际项目取得重大进展，从而推动了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论坛新闻发布会暨签约仪式现场 自2010年首届国际基础设施高峰论坛举办以来，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9052亿美元，实施了一大批公路、铁路、港口、桥梁、电力、电信等基础设施合作项目。中国金融机构通过提供优惠贷款、专项贷款、专项合作基金等方式，对国际基础设施合作给予融资便利和支持，2010年以来累计提供融资2200亿美元。截至目前，共签署各类多双边合作协议、协定、备忘录共99个。 当前，世界各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旺盛，发展中国家在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中需要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发达国家出于更新和升级老化基础设施和刺激经济复苏的双重目的，也陆续推出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但基础设施的融资瓶颈始终存在，一方面是每年高达上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另一方面是巨额的社会资本缺乏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的政策环境和渠道。   “‘一带一路’倡议为国际基础设施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动力。”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俞建华在论坛致辞中指出，“目前，在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已经建成或正在推进，更多的铁路、公路、港口、电力、通信等项目将陆续启动。我们将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与有意愿的国家、国际组织、金融机构、各类企业开展务实合作，共享‘一带一路’红利。” 两周前，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中国就宣布：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分别提供2500亿元和13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用于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产能、金融合作。 俞建华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将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他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加强政府间合作，营造良好环境，希望各国以积极开放的态度对待基础设施国际合作，在人员设备出入境、税收、汇兑等方面提供便利化措施，坚持开放、透明、非歧视的原则，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投资者安全，不断提升合作信心； 第二，加强融资模式创新，解决资金缺口，以制度建设为先导，大力推动BOT/PPP模式发展，以政府投资作为种子资金，给予必要的配套政策支持，吸引和带动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社会资本进入； 第三，加强工程技术、规范和标准等领域的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国际业界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工程技术、标准规范、人力资源、经营管理等方面加强合作，分享成功的经验，促进共同发展。 在本届高峰论坛上，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正式发布了首期“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2017）（The Belt and Roa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dex，简称BRIDI）和《指数报告（2017）》。这是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领域的第一个综合发展指数，“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作从此有了“晴雨表”。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2017）发布 根据《指数研究报告》,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有如下特点： 一、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 基础设施发展的总指数呈现了逆经济周期的特点，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下滑的冲击后，各国政府纷纷加大基建投入来提振经济，2010年和2016年的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分别创出新高。2017年，各国经济普遍企稳，发展指数回落，但在当前经济周期中，各国会保持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基建发展会延续稳步上升的趋势。 二、东盟和中东欧地区发展势头强劲 在2017年国家发展指数整体排名中，前十名分别是印度尼西亚、伊朗、印度、巴西、越南、新加坡、俄罗斯、葡萄牙、巴基斯坦和保加利亚。从区域来看，东盟、中东欧地区表现出众，各项指标数据得分均靠前，平均得分远高于其他区域。 三、交通和电力行业成为重要引擎 2017年增长率指标结果显示，交通和电力基础设施的发展速度高于基础设施总体发展速度。许多“一带一路”国家把交通和电力设施列为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的重点，预计交通和电力基础设施将继续引领各国基础设施发展。改善型住房成为建筑行业的热点；公用事业中，电信领域前景看好。 四、各国基础设施市场需求呈现扩张趋势 与相对稳定的生产资源供给相比，市场需求成为“基础设施发展潜力”子指数的主导因素。2017年研究对象的“发展潜力”得分较2016年明显上升，达到121，其中市场需求指标得分99，贡献度约为80%。整体而言，未来“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潜力巨大且将保持上升态势。其中，东盟、南亚和葡语国家市场需求最为强劲。 五、跨国基建热度显著提升 指数结果显示，近两年跨国基建参与者对“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项目的热情显著提高。主要表现为跨国基建新签合同数量和合同额突增，其中2015年新签合同额比2014年增加150%，2016年新签合同规模虽然比2015年有所下降，但仍处于高位。“热度”高涨的国家有越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印度等国。 六、政治和金融环境波动造成不利影响 发展环境主要考察政治、社会、金融和营商环境四个方面。过去几年中，除个别战乱国家以外，“一带一路”国家社会、营商环境相对平稳，但政治和金融环境波动明显，导致发展环境指数呈现下降态势。 报告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为促进各国基础设施协同发展带来政策红利；东盟、南亚等国或迎来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基础设施领域的实践带来新空间。但同时需要关注如下风险： 一，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地缘政治风险威胁跨国基础设施建设安全； 二，恐怖主义、区域冲突、难民等问题给“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 三，国家主权风险隐性吞噬跨国基础设施建设收益。 鉴于“一带一路”国家基建项目的机遇和风险，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会长房秋晨对记者说，跨国基建项目参与者应做到： - 进一步加强市场研究、政策对接和风险防控； - 广泛拓展合作，提升跨国基建项目成功率； - 注重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融合，建设可持续基础设施项目。

文怡导读——独目人的神话传说留给后人无尽遐想，史料以及岩画多处记载了曾经的存在。 神话起源于现实的传说，独目人游走在西北地区，这在各地一系列的壁画雕刻中得以验证。后人猜想:“独目人”并不是真地长了一只眼，多半会是一种面具。至于究竟怎么回事？请耐心阅读冯并解说丝路文明专栏之十一。 冯并解说丝路文明专栏 （冯并:经济日报社原总编，国家有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执行副会长，中国经济报刊协会会长，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教授。现为一带一路国际门户网荣誉主席。） 阿里玛斯皮人即独目人在我国的古籍《山海经》中有三处记载，一是《海外北经》：“一目国在其东，一目中其面而居”。一是《大荒北经》：“有人一目，当面中生。一曰威姓，少昊之子，食黍；一为鬼国”。三是《海内北经》：“鬼国在贰负之尸北，为物，人面而一目。”这三种记载似有几个共同点，第一点是在北方；第二认为就是鬼国，而鬼国、鬼方在古史中一般指早期匈奴或西北的一些类似的民族。另第一种说法是，“一目在其东”，谁的东边，是烛阴或曰烛龙的东边，而烛龙这一位神话中的古老天神，是人面蛇身，“直目正乘”，也长着是竖凸的眼睛。很有些三星堆人的影子。看来，在远古的神性记忆里确乎有这样一个一目国，也有“直目正乘”的王者。 “独目人”并不是真地长了一只眼，多半会是一种面具。2000年时，新疆的考古者在新疆北部青和县西北的山沟里发现过面积数平方公里的铁陨石群，其中有的重达100吨以上，令人称奇的是在这里发现了用陨石雕凿而成的圆球状石人，以及刻在陨石上的牛、羊、马、骆驼和独目人岩画。刻在陨石上的“独目人”头部呈圆圈状，中间绘有一眼，两手相连环置胸前，胸以下左右被两道圆弧包裹，只露出双脚。这无疑是独目人先民心中之神。青和县发现独目人岩画，至少能使我们判断他们与塞人的古地理位置。独目人岩画也出现在内蒙古阴山岩画和宁夏贺兰山岩画里，而新疆、青海发现的独目人造型与贺兰山岩画中的独目人造型更为相似。可见他们一直游走在西北地区。也有分析说，独目并非部族人全是独目人，而是他们的先辈首领一只眼伤残，但被神格化了，而这在古老的孔武人群里是很习见的。 古希腊的亚里斯底阿斯在公元前7世纪也曾经东行至中国的阿勒泰山一带，将旅行见闻写成了《独目人》一书。讲的正是当时的阿尔泰部族原始萨满教中的天神崇拜。从种种情况来看，当时的独目人有可能分布在从贺兰山到阿勒泰山一带的草原上，这里是史书上记载的犬戎的势力范围，而西周穆王曾经大举讨伐过犬戎。犬戎的当时势力是很大的，曾经称王，如被杀的那位著名的戎宣王，模样居然是一匹红色的无头马，也象刑天一样，断首之后还要战斗。这似乎是“人头马”的另一种变形。 关于独目人的一些记载。我国《山海经》中的三处记载。古希腊的亚里斯底阿斯所著《独目人》所讲述的大概内容。   昆明玉龙湾项目联系人： 中国昆明 Du Yuzhou（杜宇舟） 电话：+86 18608711022 电邮： duyuzhou@ymc.com.cn 新加坡 Yvonne lee (李宜婷) 电话：+65 98807256 电邮：Yvonne.lee@lakeview.com.sg

文怡导读——自古丝绸属官贵 丝绸最早出现在哪个 朝代？考古学家告诉你:商青铜，周墓葬，春秋织锦绣里藏。放眼世界，希腊女神蝉翼里，埃及艳后随葬品，中国丝绸处处着痕迹。中国丝绸自古奢华无比，你想全面了解丝绸最早起源吗？请读冯并丝绸之路专栏解析三吧！ （冯并:经济日报社原总编，国家有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执行副会长，中国经济报刊协会会长，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教授。现为一带一路国际门户网荣誉主席。） 中国丝绸生产发展的过程很漫长，至少，从丝绸规模生产的上限来讲，我们从商代的青铜器上发现了丝绸花纹的印记，还有与青铜器伴随的丝绸残縷。春秋时代的管子在《轻重》篇中讲，“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 帛牢也就是带有保密性的丝绸生产的工坊。在周朝的早期墓葬里，不仅发现运用了提花技术纺织的绫绮，更在《诗经》里留有对桑农之事的反复歌咏。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丝绸纺织业全面成熟，出现了平台式和斜卧式织锦机，分别织出文绮、纨素、绫罗与彩锦。由于丝绸的品类繁多，各自的名称也不一样，例如，彩织为锦，素织为绮，轻纱为罗，手织为绣等等。绮在前15世纪的商代就出现了，锦则在前8世纪的周代流行。在战国后期楚辞的《招魂》里，就出现了“篡组绮绣”，也即在白色的绮罗上刺绣的有关描写。正是这样一种漫长但十分连贯的工艺进步，不仅为后来著名的唐代蜀锦、吴绫以及明清的云锦、粤锦甚至中国的四大绣品，奠定了中国丝绸纺品织全面发展的基础，也使中国丝绸很早就走向了周边的部族地区与国家，走向了亚洲大陆的西端。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丝绸输出的第一个活跃期。在阿尔泰山两侧发掘的多个部落贵族石顶大墓里，很早就发现了中国的丝织品，有零星的，也有覆盖在皮衣上的，甚至还发现金线与丝线交织服饰残片。大致时间都属于公元前5世纪。在较早发掘的著名的南西伯利亚巴泽雷克5号大墓里，曾经发现刺绣有凤凰与孔雀缠枝子纹的绸面马鞍褥子，当然也有出自西亚的羊毛制品。在阿尔泰山东侧，新疆阿拉沟发现的竖穴墓也是彼时塞人的墓葬，同样发现大量春秋战国时代的丝绸织品和漆器。在晚于前5世纪的草原贵族墓葬里还有秦国风格的铜镜，墓主当是当时的塞人阿尔泰部落首领。诚然，铜镜的起源并不在中国，一般认为是作为草原民族萨满法器最早诞生的，进入中国后渐次成为无处不在的高档生活用品，但铜镜背面的花纹特点，还是可以区别它的具体工艺来源。 那时中国的丝绸，能不能到达地中海和彼时的希腊和埃及？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人们虽然不能精确地掌握丝绸传到地中海的第一时间和传播路线，但从各种迹象来说，并非没有可能。第一，在中国的先秦时代，居住在阿尔泰山地区的民族统称塞人，属于东伊朗语族，这是当时分布在阿尔泰山以西一直到里海、黑海的总称为斯基泰人游牧部落的一个亚洲分支，他们在迁徙过程中很可能充当了中国丝绸西传的中介。第二，有美国学者很早就指出，希腊雕塑的衣着线条尤其是女神的薄如蝉翼的裙袍和胸披，希腊公元前3世纪的雕塑与绘画，人物服饰都明显地带有透明和轻柔的特征，应当是丝绸织品的质地写生。第三，在西罗马时期，著名的埃及艳后就是一位中国丝绸的“发烧友”，那时的丝路贸易还没有正式拉开帷幕，但已经源源不断地获得了中国的丝绸。据此因此可以推断，在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丝绸已经不胫而走，进入了地中海。在那时，丝绸作为奢侈品，已经居于价值链的顶端，甚至充当了比黄金还要昂贵的硬通货。但是，对地中海国家的居民来讲，中国丝绸一直笼罩着一种匪夷所思的神秘性，晚至公元1世纪，在罗马作家普林尼的《博物志》里都这样记载，“赛里斯国以树林中出产细丝著名。灰色的丝生在树上，他们用水浸湿以后，由妇女加以梳理，再织成文绮。由那里运销世界各地，实在是非常艰巨的事”。 分析中国丝绸生产的漫长过程，从生产规模上看，远在商代就有了与青铜器伴随的丝绸痕迹，春秋战国时代丝绸纺织业全面成熟，在这个时代丝绸输出开始活跃，由此推断中国丝绸生产发展的过程非常漫长，历史久远。